邹韬奋在香港重办《大众生活》,以犀利之笔

邹韬奋,江西省余江县人,1922年在黄炎培等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编辑部主任,开始从事教育和编辑工作。1926年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以犀利之笔,力主正义舆论,抨击黑暗势力。
因此他被大家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在上海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反内战和团结抗敌御侮为根本目标,成为国内媒体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
1932年7月成立生活书店,任总经理。生活书店成立后,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作者,短短几年,使其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扩展到了56家,先后出版了数十种进步刊物,以及包括马克思主义译着在内的1000余种图书。
1933年1月,邹韬奋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不久被迫流亡海外。
2009年邹韬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七君子案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领导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共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不平,各地纷纷组织游行、集会等活动,声讨国民党政府,强烈要求释放关押入狱的7位爱国人士。在243天的狱中生活里,邹韬奋始终以一个坚强的爱国民主战士的姿态,同反动派针锋相对,战而不屈,表现出无畏的革命风范及英勇的斗争精神。七七事变后,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1937年7月31日,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邹韬奋等7人释放出狱。面对国人的支持和努力,邹韬奋心里十分感动,他由衷地表示:我们报答之道,只有更努力于救国运动,更致力于大众谋福利的工作。8月19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次年7月该刊与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更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为了满足全国各界朋友的爱国民主要求,他还先后出版了《全民抗战》战地版五日刊和《全民抗战》通俗版周刊,在上海出版了《抗战画报》六日刊。这些刊物均以宣传抗战救国,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波及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在当时均属罕见。《全民抗战》销售量突破30万份,居全国刊物发行量之冠,有力地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邹韬奋出狱后的爱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惶恐和恼怒,从1939年4月起,国民党特务陆续对生活书店分店进行封闭或迫令停业;所出图书,一律禁止或没收,甚至连经过审查及在内政部注册的,也无一例外。到1941年2月,除重庆分店外,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内的50余家分店,全部被国民党当局封闭,所有职工均被逮捕或遣散。邹韬奋对此怒不可遏。他接连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1941年2月23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行将开幕之际,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只身一人,离渝赴港,决心愿以光明磊落的辞职行动,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深刻注意与推进邹韬奋到达香港后,更积极致力于政治活动,为实现民主政治奔走呼喊,他对于阴谋出卖国家,破坏抗战之恶势力,则一息尚存,誓当与之奋斗到底,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誓与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5月17日,邹韬奋在香港重办《大众生活》。在复刊词中,他大声疾呼: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由而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6月7日,邹韬奋与救国会留港代表茅盾、长江、金仲华等9人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一文,进一步表达了要求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强烈愿望。该刊发行后,受到海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销数很快达到10万份。除主持《大众生活》外,邹韬奋还经常以撰稿人身份,在《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和救国会同仁所办的《救国丛书》上发表文章,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此外,他还根据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撰写出长篇史料《抗战以来》,意在以光明磊落的公开言行,为着中国政治的光明前途,为着中国抗战建国的光明前途,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认识和努力。邹韬奋在香港期间发表的言论,是他在抗战时期言论的精华。他把国民党反动派从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因为被迫抗日所积蓄起来一些欺骗人民的政治资本,彻底加以清算,还它一个法西斯的本来面目。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推进南进政策。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邹韬奋无法驻足香港,只得再度流亡。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邹韬奋前往东江、苏北抗日根据地。他悉心考察了抗日根据地的状况,参观、访问了许多学校,并和当地群众、部队一起生产、劳动。亲身的感受和体会,使他感慨万千,倍受鼓舞。他深情地说:过去十年来从事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这时,邹韬奋不幸患耳癌,被迫回上海就医。患病期间,他忍受耳癌袭来的阵阵刻骨的疼痛,伏在床上,赶写了《患难余生记》一书和《对国事的呼吁》一文。谈到关于考察苏北根据地的印象时,邹韬奋在书中由衷地写到:当我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亲眼看到民主政治鼓舞人民向上精神,发挥抗战力量,坚持最残酷的敌后斗争,并团结各阶层以解决一切困难的情形,我的精神极度兴奋,我变得年轻了。我对于伟大祖国更看出了前途光明。..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③邹韬奋一生正是抱着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执着信念,为了祖国和人民的伟大事业鞠躬尽瘁,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弥留之际,邹韬奋口授遗嘱,郑重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表达了他一生不懈的政治追求和诚挚愿望。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带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眷恋和深情,离开了亲人,离开了他心爱的新闻出版工作,离开了他毕生致力从事的伟大的爱国民主事业。享年48岁。

原标题:档案春秋︱邹韬奋的办刊生涯

原标题:邹韬奋:犀利之笔铸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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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在上海去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纷纷举行追悼大会。10月7日,《解放日报》出了特刊,发表了**中央9月28日致邹韬奋家属的唁电,追认邹韬奋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高度评价他的功绩:“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到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着作将永垂不朽。”报上还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新年刚过,在福建省永安市下渡村,一江碧水往北奔流而去,宽阔的马路旁绿树成荫,楼房林立,曾经贫穷的革命老区如今已经成为美丽的新城。这就是我国著名记者、出版家邹韬奋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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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11月,在福建永安,一位一生投身于进步出版事业的先烈——邹韬奋出生了。

1926年,邹韬奋受命主持中华职业教育社机关刊物《生活》,当时他还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他的理想只是追求“政治清明”和“实业的振兴”。1930年邹韬奋搬居万宜坊54号,在胡愈之、杜重远、金仲华等影响下,写了不少抨击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犀利檄文。

从1909年开始,邹韬奋先后就读于福州工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等,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22年,他在黄炎培等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编辑股主任,开始从事教育和编辑工作。1926年,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以犀利之笔,力主正义舆论,抨击黑暗势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采取对日本不抵抗政策,充满一腔爱国热情的邹韬奋接连在《生活》杂志上发表文章,用笔杆子呼唤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抗日。在他的带动下,《生活》周刊逐渐走向政治的最前沿,成为当时广大爱国主义者的代言人和中国革命文化事业的先锋,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

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反内战和团结抗敌御侮为根本目标,成为国内媒体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1932年7月成立生活书店,邹韬奋任总经理。生活书店成立后,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作者,短短几年,使其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扩展到56家,先后出版数十种进步刊物和包括马克思主义译著在内的1000余种图书。

1932年春,蒋介石派胡宗南到上海,约邹韬奋晤谈。胡宗南极力为蒋介石游说,软硬兼施,试图拉拢邹韬奋,改变政治立场,逼邹韬奋表态拥护蒋介石。邹韬奋坦率地回答胡宗南,只要政府公开抗日,便一定拥护。在政府公开抗日之前,便没有办法拥护。胡离沪不久,蒋即从“剿共”前线南昌军委会行营发出密令,在江西、湖北、河南和安徽四省查禁《生活》周刊。为了不使职教社的负责人为难,邹韬奋公开声明,《生活》周刊与职教社脱离隶属关系。1932年7月,邹韬奋创办《生活》周刊社,因为国民党当局的压迫,朝不保夕,邹韬奋与胡愈之决定在内部组织一个生活出版合作社,1933年8月召开了第一次社员大会,并演变为生活书店。

1933年1月,邹韬奋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不久被迫流亡海外。1935年8月回国后,邹韬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同年12月,由于旗帜鲜明地支持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大众生活》周刊发行量达20万份,打破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纪录。

邹韬奋还积极支持各地的爱国运动,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政治社团和接触实际政治斗争,他很兴奋,在《生活》周刊对同盟作了一些介绍。同盟的爱国民主言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和忌恨,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被特务暗杀了。邹韬奋言论较多,触犯较重,受暗杀的危险也比较大,1933年被迫离开上海。1933年12月,《生活》周刊被迫停刊。1934年2月10日,生活书店创刊《新生》,但却因为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闲话皇帝》,也于第二年5月被迫停刊,主编杜重远被逮捕,邹韬奋对此深为不满,毅然决定回国,加入上海各界救国会与全国各界联合执行委员会,并创办了《大众生活》。国民党又派出了要员张道藩与刘健群进行劝说,但是这次依然没有达成共识和结果。蒋介石决定亲自出马,约邹韬奋到南京面谈。为了免去邹韬奋对安全的担心,由杜月笙陪同往返。但邹韬奋和救国会同志协商后,放了蒋介石的鸽子。《大众生活》周刊被查封。邹韬奋于1936年2月被迫逃到香港。

其间,邹韬奋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1936年11月,因积极宣传抗日,他同救国会的其他领袖沈钧儒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成为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

1936年夏,不畏强权的邹韬奋再次回到上海,将香港办的《生活日报》副刊《生活星期刊》移到上海宣传抗日救亡。为了体现新闻性,杂志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广州,以及东京、纽约、伦敦、巴黎、莫斯科、柏林等重要地方,都约定了有丰富经验的通讯员,经常提供各地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报告,密切配合当时的形势发展,反映国内民众抗日救国的呼声。邹韬奋本人也撰写了《急迫救亡的两个条件》等文章。1936年7月31日,他和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等四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对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赞同和支持。他还和杜重远等商定,由杜和其他东北爱国人士反复向移驻西北的东北军将士进行说服教育,晓以爱国大义,并提出打回老家去的口号,这对于西安事变促成全国一致联合抗日起了一定的作用。邹韬奋的表现得到了当时许多社会名流和进步青年的赞赏,他们称他为硬骨头。胡愈之后来回忆说:“与他相识,使我当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悲观看法,有了根本的改变。”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邹韬奋获释,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上海沦陷后,他转至武汉,继续主编《抗战》。武汉沦陷后,到重庆创办和主编《全民抗战》。这些以抗战为主题的刊物和生活书店的出版物,在广大读者中间唤起了巨大的爱国热情,把一批又一批青年引上革命道路。

这年8月,日军进犯绥远,驻军傅作义等部及爱国民众奋起抗战,这一壮举振奋了人们的抗战热忱,得到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1936年11月22日邹韬奋在
《生活星期刊》第一卷第25号发表了社论《援助绥远前线将士》,并与《东方杂志》等30多家杂志一起发起全国读者“以一日贡献绥军抗战”活动,对绥远抗战给予巨大的精神和物质支持。11月22日深夜,刚刚参加了援绥会议回到家的邹韬奋即被国民党政府拘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沈钧儒、章乃器等6位进步人士,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生活星期刊》也在出版了28期后,被国民党当局查禁。

邹韬奋生前多次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入党要求,他还利用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反对和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消极抗日的种种倒行逆施和专制暴行。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加紧了对他的迫害,使他再次被迫流亡香港。1942年秘密赴广东游击区,并辗转来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后因病被秘密护送到上海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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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邹韬奋口授遗嘱,再次表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和要求:“此次在敌后根据地视察研究,目击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并“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1944年7月,邹韬奋在上海病逝。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对其一生及其从事的事业给予高度评价。

《生活星期刊》第一卷第24号刊登了关于绥远抗战的照片

邹韬奋的故乡福建永安是中央苏区连接闽西、闽北苏区的战略通道和向外扩展的重要战略基地,拥有光荣的红色历史。近年来,永安市加强红色文化的传承工作,利用好邹韬奋等革命先烈的事迹、丰富的红色文物遗迹,加强对党员、干部和青少年一代的革命历史、传统文化、国情社情等爱国主义教育。红军标语群等一大批革命遗址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作为爱国、爱党、爱乡的教育基地。

“七七事变”后,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邹韬奋等7人释放出狱。面对国人的支持和努力,邹韬奋心里十分感动,他由衷地表示:“我们报答之道,只有更努力于救国运动,更致力于大众谋福利的工作。”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邹韬奋于8月19日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系统地分析和报道抗战,后因受上海租界当局的干扰,从9月9日第7号起至第28号曾易名为《抵抗》三日刊。主要撰稿人有金仲华、张仲实、胡愈之、潘汉年、钱俊瑞、冯玉祥、宋庆龄、沈钧儒、范长江、曹聚仁等,刊登有
《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报道
“一个八岁小弟弟献银救国”、郭沫若《抗战颂》、章乃器《怎样开展弄堂组织》、胡绳《战争时期的文化界》和《谈内地的文化工作》、潘汉年《广泛的游击战争》、李公朴
《全国动员告国人书
―西战场上的教训》等文。战局分析是《抗战》三日刊上最能吸引读者眼球的内容,主要为金仲华所撰,如《战局一览:大场血战继续进展》。该刊积极宣传抗战,鼓舞民众斗志,成为民众了解战局的重要渠道,甚至部分取代了政府的声音,波及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在当时均属罕见,有力地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邹韬奋还于1937年8月29
日创刊六天一期的《抗战画报》,后改为五日刊,相继刊登了杨小梵、赵定明、夏晓霞及国际社记者赴前线拍摄的照片。如英勇抗敌的我军将士、大世界落弹惨剧、救护抗战的战士、敌骑蹂躏下的天津、敌军攻击下的华北战场、八路军游击战士等照片及《莫躲避责任》等漫画。

11月上海沦陷后,邹韬奋在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潘汉年等保护下,和生活书店一起转移,先到香港,后到武汉。武汉沦陷后,又到重庆。他和读书出版社的创办人李公仆等先后创办和出版了《抗战》《抗战画报》《全民》周刊《全民抗战》等刊物。在武汉和重庆,邹韬奋与周恩来、潘汉年等人密切接触,认识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向。他真诚地从广大人民群众出发,在大后方的大中城市相继设立了56处生活书店分支店,并经常在刊物上刊登**领导人撰写的文章,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周恩来经常抽时间阅读邹韬奋主办的刊物,并给予很高评价。一次,夏衍向周恩来汇报
《救亡日报》的工作,周恩来询问了报社情况、报纸销路以及各方面对报纸的意见后,说:“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这就是方针。”
1940年3月的一天,周恩来劝说一心想到延安工作的生活书店党员们,告诉他们,生活书店的事业是整个进步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参加生活书店就是参加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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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重庆生活书店分店

邹韬奋在大后方通过生活书店的出版物和热烈动人的演讲宣传活动,唤起了广大读者巨大的爱国热情,把一批又一批青年引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每到一处,青年们对他的热烈欢迎甚至使国民党当局感到害怕,于是不断将他创办的生活书店封闭。邹韬奋多次抗议都没有结果,本人的一言一行也受到监视。国民党政府对爱国人士的摧残和扼杀进步言论的行径,终于使邹韬奋对之彻底失望了,他辞去国民参议员一职,秘密出走香港。当时蒋介石得到消息,下令“坚决挽留”,邹韬奋乘坐的飞机刚开走两个小时,密令就到了,整个过程非常惊险。不久他的妻子沈粹缜也带着两个儿子乘乱逃到香港,一点生活费用都没有了。邹韬奋就在香港重办《大众生活》,还根据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撰写长篇史实性散文《抗战以来》。太平洋
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1942年底邹韬奋在东江游击队的接应下,毅然投奔东江、苏北抗日根据地,但已不幸患了耳癌,被秘密护送到上海治病。邹韬奋病重时,生活书店店员扮成商人赴苏北新四军军部向陈毅汇报邹的病情,陈毅作了“要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医治”的指示。病中正值反动派发起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邹韬奋抱病发表了《对国事的呼吁》,1944年在病榻上写成了6万字自传性质的《患难余生记》,控诉国民党对生活书店的迫害,弥留时他口授遗嘱表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和要求。

邹韬奋的斗争历史,提供了革命知识分子所走道路的一个光辉榜样。他的爱国、民主和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正是共产主义者应该追寻和保持的精神。1958年11月,在邹韬奋诞辰六十三周年纪念日,上海建成了邹韬奋纪念馆,以弘扬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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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档案春秋》2018年04期,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部分图片为上海市档案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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