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知道汪精卫是一个十分狡猾的人,那就是汪精卫是被日本人杀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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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经过紧急会诊,认为汪精卫主要是铅毒入骨导致病变。第一外科部上野博士立即决定进行第二次开刀,做削骨去毒手术,由年轻的副手龟田良宏负责具体手术。在制订手术方案过程中,上野博士建议去掉一节胸椎骨,并同时从病人的骨骼上锯下一块骨头来,仿制成胸椎骨移植上去,以消除原来的病骨对神经的压迫。而另一名骨科大夫黑田久雄则提出了第二方案,主张削骨去毒手术后任其自然愈合,而不必植入仿制的胸椎骨。结果,黑田久雄的方案因为对病人风险太大而被上野博士和龟田大夫否决。

当时,四哥及四姐卧室内,他们的女儿汪文惺及其女婿何文杰也在卧室内。听到枪声,都冲出房门。当他们来到通门时,射击停止了。他们冲进三楼卧室内,发现曾仲鸣和方君璧正躺在血泊的床上,都受了重伤……仲鸣负伤最重,腹部被枪弹打得布满了窟窿,犹如蜂窝。

大难之时更能显示出一个人的本性。历史时刻在考验着人们,而这点在政客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汪精卫是个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人。在利益面前,在国难之时,他选择了背叛,选择了卖国。故事也就此开始。
1938年,对中国是一个不可忘却的年份。对汪精卫来说,同样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仅一年多的时间,侵华日军就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中心城市,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局势岌岌可危。或许是他的古书看多了,懂得乱世出英雄,或许是他也像袁世凯一样做着当皇帝的美梦,在这国难当头之时,汪精卫的心开始不安分起来。他想自保,更想掌权。他想在这乱世之中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与蒋介石翻脸后,他想方设法地讨好日本人,密谋媾和。此时的日本人也想在中国扶植傀儡政权,以瓦解中国军民的斗志。因而,他们也不断地向汪精卫透露着暧昧的信息。
可耻的行径就这样开始了。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广州告急,武汉难保,国民党的军事指挥机关也全部迁到重庆。这时,日方提出了一个和谈的方案,主要内容是蒋介石下野,汪精卫重组内阁,与日本政府共促和平运动。然而,蒋介石能成为国民党的最高首领,汪精卫的顶头上司,那就绝非庸才。面对此种境地,他毅然作出一个决定抗日。此话一出,果然一呼百应。汪精卫的美梦就这样破灭了,走投无路的他只得出国避难,逃奔越南河内。险些成为别人阶下之囚,蒋介石怎能就此罢手,此仇不报,怒气难消,何况杀一卖国之人亦名正言顺。于是,他选派杀手,要对汪精卫实施暗杀。蒋介石知道汪精卫是一个十分狡猾的人,想要暗杀他并不容易。他要选择好的猎手以确保一击致命。他的目光锁定了陈恭澍。陈恭澍,福建龙海人,黄埔军校第五期警政科毕业,戴笠手下军统四凶之一,也就是军统四大金刚之一,人称辣手书生。陈恭澍受过专业训练,军旅生活造就了他成熟稳重的性格,他遇事沉着、冷静,应变能力强。蒋介石之所以选定陈恭澍,也是看重了他这一点。因为,蒋介石明白,杀手不仅要有杀人的技巧,还要有智慧,特别是在对付汪精卫这样狡猾的对手时,智慧往往更加重要。为防万一,蒋介石又选派擅长武术和手枪射击的武术教官唐英杰,勇敢机智的于鉴声、张逢义、陈邦国、王鲁翘等人一同前往。他深深明白,汪精卫只要活着就是自己的威胁,因此一定要置汪精卫于死地。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一点都不假。金钱在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久经沙场又深谙政坛之道的陈恭澍懂得金钱的力量。他开始出手了。他用重金收买了汪寓的服务员阮小姐,这个阮小姐熟悉汪寓里面的一切。陈恭澍等人便不断从她的身上获取有关汪精卫的情报。利用阮小姐提供的情报,陈恭澍等人曾先后两次试图毒死汪精卫,但是均告失败。一次是通过阮小姐,他们了解到汪精卫早餐吃面包,而且只吃一家面包店的面包。于是他们决定在面包里下毒。可是,当他们买来面包进行实验时,发现不管什么样的面包,注入剧毒药水后,接触药水的地方都会变成硬块。尽管他们多次努力,面包都有较显着的痕迹。因此,这一计划只好放弃。另一次是准备在汪精卫的浴室里放毒气。陈等人通过阮小姐得知汪精卫用的浴室的水龙头有漏水的毛病,想找人修理。他们便想借此机会杀死汪精卫。他们设法把欲去汪寓维修的修理工软禁,然后,派一名略懂水管修理的行动人员冒充修理工前往汪寓。这名行动人员在修理完水管后便把一瓶盛有毒气的瓶子放在浴盆的底下,并在离开时把瓶盖打开,关闭了浴室的窗户,希望毒死汪精卫。但是,没想到水管修好后,汪精卫的一名侍从到浴室检查时,感觉到空气有问题,继而发现了浴盆下的毒气瓶。就这样,两次下毒均告失败。陈恭澍等人知道浴室投毒失败后,汪精卫已经有所警觉,他们必须等待更好的机会。
据阮小姐探知,汪精卫将于某日去离河内四十多公里的丹通镇三岛风景区旅游。陈恭澍等人毅然决定要狙杀汪精卫。他们分乘两车,在汪精卫出游之日,抢在前面,停在他的必经之路上,等待时机下手。然而,汪精卫毕竟还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现在的自己是众矢之的,因此每次外出必是戒备森严,此次出行更是有一辆满载安南武装警察的警备车跟随。可是,陈恭澍等人不想放过这个机会,便紧紧跟随,伺机下手。不料,汪精卫的警备人员见有两辆车一直跟着,便起了疑心,于是,突然掉转车头往河内市里驶去。陈恭澍等人只得掉头追赶,这就更加暴露了他们的目的。由于警备车始终行驶在汪精卫和陈恭澍等人的车之间,陈恭澍等人一直跟到河内市里,见敌众我寡,又无机可乘,只得驱车而回。就这样,狙杀行动又告破产。两次失利让陈恭澍等人感到了对手的狡猾。他们知道,经过这两次事件之后,汪精卫肯定会更加小心、更加谨慎。因此不敢再轻举妄动。他们明白需要更好的时机、更周密的计划、更大胆的决定,必须准备到万无一失才能一击制敌。他们在汪精卫的住所对面租赁了一栋房子,密切地注意着汪寓的一切。在此期间,他们还派擅长武术的唐英杰两次进入汪寓打探情况。就这样,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寂静中过去了,而这一个多月的寂静中却充满了杀机。
1939年3月20日的夜晚是汪精卫一生也无法忘记的夜晚。当夜,汪寓大摆筵宴,一片欢腾,有宴必有酒。酒后的人们都疲惫了,松懈了。大约午夜12时,正当汪寓的人们沉浸在睡梦中时,陈恭澍等人翻墙而入。经过一个月的观察,陈恭澍等人对这座三层小楼的布局烂熟于胸。什么地方住着什么样的人,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武装,甚至,哪个地方有老鼠洞,他们都一清二楚。他们直奔204房间。王鲁翘拿出事先复制好的钥匙准备开门射杀汪精卫,或许是看到胜利在望比较激动,他用力过猛,钥匙竟然被掰断了。唐英杰见状不及多想,抡起钢斧向房门砍去,没几下,一块木板被击落,露出一尺见方的窟窿。唐探头瞧去,借着微弱的灯光见有人正躲在床上,他们认定此人便是汪精卫,连开三枪。陈恭澍等人见那人当场毙命,甚是欢喜。由于枪声惊醒了警卫人员,他们不敢逗留,立刻撤走。
陈恭澍等人没想到,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准备竟因一个女人而功亏一篑。原来,当夜汪精卫的秘书曾仲明的妻子方璧君从香港来到河内,宴席便是为她准备的。要说汪精卫对朋友还算用心,又或许是他当时朋友太少,不想失去这为数不多的朋友,便主动要求与曾仲明换房间,以成人之美。就这样,曾仲明夫妇住进了204房间,而汪精卫则住在隔壁的205房间。当陈恭澍等人打破房门,拔枪怒射时,屋内的其实是曾仲明夫妇。由于光线的缘故,他们没有看清是谁,以为射杀的就是汪精卫,欢喜而归。可叹曾仲明夫妇二人,一死一伤,却也难得一个好的名分,后人每论及此事,往往草草三字而过替死鬼。汪精卫做梦也没想到,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竟救了自己一命。自古统治者手下有智者亦有莽夫。正如刘邦手下有张良与樊哙,刘备手下有诸葛亮和张飞,宋江手下有吴用和李逵如果说智者之用在于打天下、安天下,那么莽夫却是救命用的。要说汪精卫能够活命还得感谢这样一个莽夫,那就是山东大汉赵国庆。赵国庆是汪精卫的保镖,当夜他住在汪精卫的隔壁房间,闻听枪声,立即跑入汪精卫的房间,连房门也来不及锁上,就用双脚死死地把门顶住。陈恭澍等人原本也想冲进205室,但是由于房门一时无法打开,而枪声又惊动了警卫,只好作罢。汪精卫由此捡回一命。逃过一劫的汪精卫更坚定了与蒋介石分裂的决心,加速了投靠日本人的步伐,彻底地沦为了民族的罪人,最终也未能逃过历史的审判。

陈璧君秘密返回广东后,独居日本的汪精卫坚持也要返回中国。在周佛海的安排下,汪精卫终于秘密返回上海,并把情人施旦弄来专门护理。

——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博浪一击,误中副车”,台湾《传记文学》第40卷第六期。(因原文较长,限于篇幅,不便照录,以上只是复述。——高注)

对上述汪精卫病死日本的说法,多年来一直有人质疑。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抗战风云录》中就刊有戴笠买通虹桥医院某护士,每日在汪吃的药中掺入一点玻璃粉,最终将其毒死在虹桥医院的说法。1983年9月16日,香港《广角镜》第一、二、三期刊载的霍实子着的《太平洋战争时期几桩史实的大揭露》一文中,也认为汪精卫不是病死日本,而是被国民党毒死在上海虹桥医院。

其三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的记录:

陈璧君见西医看不好,便乞求于中医单方,经其侄儿陈春圃辗转打听,终于在无锡探悉到一位名医,这位中医姓刘,是江苏吴县人,他用祖传秘方治疗刀伤枪伤和无名肿毒很有名,外号“刘一帖”,意思是再难治的伤,只要他的一帖药,立马就可好。刘一帖替汪做了仔细的检查,并出示膏药一张,命贴于背心。服药贴膏后的第二天,汪的痛楚竟大大减轻。汪陈夫妇暗自庆幸,即派陈春圃去江城客栈,向住在那里的刘一帖送了一份厚礼,并派车邀他复诊。刘一帖收下礼物后,随车再往医院。他见汪病痛减轻,便面露喜色地对陈璧君说:“汪先生创毒不重,只要照原方服上两剂,再贴一帖毒散膏药,便可一劳永逸了。”一面说,一面从小医箱内取出一张同样的膏药交给陈璧君,交代了几句后,便告辞回旅社去了。

大约凌晨2时,有三个人悄悄越过院墙,穿过公寓外的一片空地,从27号楼后门进入楼内。这时,一定有人绊到了一把椅子,我侄子国琦当时正在二楼卧室内睡觉,房门正对着楼梯,他听到外面有响动,便打开门,想出来看个究竟。他看见一些人影正登楼而上,有人看见他打开房门,便朝他开枪。他立刻退回房内,把门扣死,刺客们继续往顶楼爬去。枪声惊动了曾仲鸣、方君璧和朱媺,他们走到门前时,刺客们已经登上门来,并朝他们开枪。曾仲鸣的背部中弹,被方君璧和朱媺拖进屋内并把门锁牢。这时,刺客们赶到门前,开始撞门。但没有用,他们使用一把斧头或者其他的一些硬金属打门,打碎了一块木板,把自动枪从门洞伸进屋里,猛烈扫射。此时,仲鸣正无力地躺在床上,鲜血不断地从伤口里流出来,方君璧正坐在床边。他们离被打碎的门洞仅几尺远,成为刺客们最容易击中的目标。刺客们把枪内所有的子弹几乎都射向了他们,他们俩都负了重伤。朱媺最为幸运,当她把门锁好之后,就蜷伏在门后靠墙角的地方,紧贴着墙,从而未受到任何损害。射击持续了至少一分钟……

在军统磨刀霍霍的时候,汪精卫其实是孤独和失落的。他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散步。当年河内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的侍卫连枪都不能带。
陈恭澍等人在河内一直在做着准备,但戴笠告诉他们:没有蒋介石的“制裁令”,不可轻举妄动。此刻的蒋介石对汪精卫还抱有一丝希望,为此,他派谷正鼎赴河内,对汪进行最后的游说。结果,谷正鼎无功而返。

“汪在河内的寓所,在哥伦比亚路,建筑坚固壮观,四周有高大围墙,墙上安装护丝网;门外有越南警察与便衣人员警戒,门内有汪的警卫人员随侍护卫”。陈恭澍等人“以不惜最大牺牲的决心,于二十一日凌晨径往汪的寓所。先设策诱开墙外警卫人员,然后王鲁翘等五人翻墙破网入内,格杀汪的内院警卫,迅即飞跃上楼,按照事先了解的汪寓内情,急向三楼汪的卧室,冲破已关闭的房门,在电灯全部熄灭下,以手电照射,击毙穿白衬衣的男士一人。这时门外越警,大吹警笛,左右邻舍,为枪声惊醒,纷纷报警,院内警犬,也冲破索锁,狂吠寻‘仇’;王等以任务已达成,未便再逗留搜寻他人,乃作紧急撤离。”

1944年3月,近乎全瘫的汪精卫乘坐由日本天皇赠给他的“海鹣”号飞机,从南京飞抵日本名古屋机场,并被立即送进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一间特设的病房里,对外叫作“梅号”。日本政府把汪精卫赴日本治病当作最高机密,对外讳莫如深,医院内外军警密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第二天,由名古屋帝国大学的专家组成了治疗小组,由斋藤主刀施行手术。手术中,医生发现汪精卫的三节胸椎骨已严重变形,骨膜发炎溃烂。手术后,汪精卫的身体和头部全部用石膏固定。此时的汪精卫已元气丧尽,形如僵尸。

——陈昌祖《参与汪伪“和平运动”始末》,转引自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

大奖888官方网站,院方知道,汪精卫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断了脊梁骨的残废病人,如果让他与陈璧君面对面地交谈,势必将“试验品”情况暴露在世界公众面前。为了应付这一难堪的局面,院方精心设计了一个骗局。他们拆去汪的石膏床,搬进一间隔音的病房里,预先给他注射全身性麻醉剂,待药性发作后,让他侧卧在一张倾斜形的病榻上,脸朝内壁,还在他手上放一本法国小说,形如看书消闲一般。

其一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写道:

两次机会错过,陈恭澍非常恼火,决定当夜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21日夜11时40分,陈恭澍驾车带着6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时,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澍把口袋里的4500元钱全部掏出,警探终于放行。

其二陈恭澍详细叙述当晚经过:

死因成迷:流传死因为死于旧伤复发

——《戴雨农先生传》第十节“明辨顺逆,河内锄奸”,台湾“国防部”情报局1979年10月出版。转引自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

经过这一番折腾,汪的胸椎骨又一次受到挫伤,不仅胸椎骨随时可能折断,颈椎骨也渐渐变形了。本来尚可勉强坐卧,后来,连头颅的重量也支撑不住了。

作为行动组负责人,陈恭澍其实并没有亲自入内,当夜开着一辆车守候在汪寓之外。他分配任务为:张逢义、陈步云在户外巡回掩护,王鲁翘、余鉴声、陈邦国、唐英杰四人进入宅内,其中陈邦国为开路先锋,唐事先曾数度前去侦察,当视为识途老马,引导登楼,王为主、余为辅“同力执行锄奸”。当行动组成员陈邦国在该楼底层忽然发现有人推开房门探头偷看,举枪便射。“几声枪响,打破夜间的沉寂。坐在车上的我,想是最敏感的了。我把车子移动了一个位置,对着二十七号的那个方向看,一无动静;又环顾周匝,也不见人影。正在猜测刚才枪声的原由时,又来了,又传来枪声三响。”“这两次枪声其间相隔不过四、五分钟……我看看表,此刻已经过了午夜,算是第二天的零时过九分了”。“约莫又耗去了两三分钟,突然发现鲁翘一人双手插在裤袋里,从一条小巷子里转出来,我急忙刹车”。“鲁翘就告诉我说:‘事情已经办完了,眼看着汪某的腰部中了三枪,两条腿只颤动了几下就不再动弹了,整个身子都蜷伏在床下。所欠的,倒是始终没有看到他的面孔。”

陈恭澍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陈恭澍对其考察了一番: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的撤离十分有利。

在和死神擦肩而过后的第三年,汪精卫又一次成为被暗杀的对象。而这次下暗杀令的居然是蒋介石。

与此同时,陈璧君正好赶到医院。院方用种种理由阻拦她进入病房,只许她在大玻璃窗外向内探望一会,既不能说话,也不能敲窗。这一招,使得这个风云一时的女人十分狼狈,只好又灰溜溜地飞回南京。

汪精卫死因之三:死于日军医院实验

汪精卫夫妇本以为这一张膏药贴了之后,便可消灾纳福。谁知贴后不到三个时辰,汪精卫四肢抽筋,浑身上下痛似鞭笞,手心、脚心和额心一齐沁出汗来,陈璧君见病情恶化,慌了手脚。她一面请铃木大夫审视,一面命陈春圃去江城客栈接刘一帖到医院会诊。陈春圃气急败坏地来报告说,那刘先生当晚并未回转客栈,眼下已不知去向。陈璧君意识到是刘一帖在膏药中掺了虎狼之药,才引起如此严重的病变。3天后,有人给汪精卫寄去一信。陈璧君拆开一看,见白纸上写着四行黑字:“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

为此,日方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们用一个特制的钢圈,套住汪的下颌,将他的头颅凌空吊起来,用机械的方法,将头颅与颈椎骨拉直,就像投环自尽一般。汪自知死期不远,只好任凭日本人的摆布,一直到1944年11月10日,终于无声无息地死在日本人设下的“绞刑架”上了。

关于汪精卫之死,还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那就是汪精卫是被日本人杀死的。

陆军117部渡边大佐,因早年枪创复发,患胸椎骨铅毒症,现住东京皇室医院,欲转去你院做自然愈合疗法。为确保削骨去毒手术的成功,限你们于一二天内,先做一名病理试验,无论何人,均可列为试验对象。注意,这是军部和首相府的最新指令。

对于刺汪行动的失败,军统方面后来总结原因,均认为根本症结是情报不准确,误将曾仲鸣居住的房间当成汪精卫的房间。实际上,因为汪精卫为人狡猾,行动诡秘,白天多在北房起居会客,夜晚去别的房间睡觉。刺汪行动组误以为北房就是汪精卫的卧室。暗杀汪精卫失败,蒋介石颇不满意,对戴笠有所指责。戴笠此后又接连策划暗杀行动,但连续五次皆以失败告终。

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用中文密电打到广州陈璧君的寓所,告知他已经返回上海。陈璧君也用密码回电给汪,要他千万别公开露面,必须改名换姓,住进上海虹桥医院,一切等待她到沪后安排。这两份密电,都被重庆国民党中央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中文组截获并破译,送交蒋介石。蒋介石就命令戴笠趁机暗杀。

11月9日上午9时,盟军出动150架轰炸机空袭名古屋,陈璧君和子女们在一声声巨响和火光中,将奄奄一息的汪精卫连人带床送进地下室。这时,日本的天气已十分寒冷,地下室又无暖气设备。盟军的轰炸从上午一直进行到下午,汪精卫在地下室里熬过了难挨的一天,又惊又吓,再加上寒气侵袭,汪精卫的病情急剧恶化。到了第二天清晨,汪的体温上升至41摄氏度,心跳每分钟128次,呼吸极为困难。日本医生虽竭力进行抢救治疗,但最终回天乏术。1944年11月10日下午4点20分,汪精卫躺在病床上最后抽搐了几下,停止了呼吸。汪精卫1935年遇刺后,医生就说过,他只能再活10年,果然应验。

11月底的一天,汪精卫正和老婆陈璧君在楼上商量征粮一事,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松井太郎和犬养健上门来催促。汪精卫闻讯急忙下楼来迎接,一脚蹬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八年前脊椎骨负伤处正好磕在楼梯的棱角上,当时就昏了过去。从此汪精卫旧创复发,一直留在背上的那颗子弹时时发作,疼痛不已。12月19日,汪精卫住进了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由外科军医后藤做手术取出了留在后肋的那颗子弹。弹头取出后,陈璧君破涕为笑,在南京的大小汉奸头目纷纷到医院表示祝贺。汪精卫自己也强打精神,一连几次发表“卧床演说”。谁知好景不长,可能是手术伤及了中枢神经,手术后,汪精卫的双腿变得不听使唤,大小便失禁,病情恶化。

汪精卫去日本后,国民党想趁机刺杀汪精卫,但是日方防范严密,无法下手。在戴笠的策划下,搞了一个调虎离山之计,趁陈耀祖在广州古玩店看货的时候,把他给暗杀了。这一招果然奏效,陈璧君急冲冲地秘密返回广东去处理后事。

关于汪精卫之死,还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那就是汪精卫是被日本人杀死的。

3月25日晚,汪精卫一行登上了租借的法国货轮“芳·福林哈芬”号,后转移到了日本货轮“北光丸”上,于5月6日抵达上海。同月,汪精卫赴东京,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会谈,乞求建立伪中央政府。年底,汪精卫和日本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

原来汪精卫也被列为日军手下的试验品,院方当然想在他的三节胸椎骨上捞一点“自然愈合”的效验。但事与愿违。

但在进行手术前的半小时,院方突然通知:此番对汪精卫的手术必须照第二方案进行。龟田无奈,只好执行。手术就在当天午夜进行。打开背腔后,他发现汪精卫受铅毒感染的三节胸椎骨已经变形,骨膜发炎溃烂,并严重压迫神经。

一星期后,经拍照检查,汪精卫削骨处非但没能自然愈合,反而已经萎缩,但要重做“植骨”手术已经不可能了。龟田不明白,院方为什么临时改变方案,硬要对一个过了60岁的人做“自然愈合”的试验性疗法呢?他几次三番地问了他的未婚妻小笠顺子。小笠顺子的父亲是日本军部情报处的一名要员,所有机密情报,他都有副本留在手头。顺子在情人的再三恳求下,终于亮出了一份“军部指令”。龟田接过一看,见上面写着:

蒋汪彻底决裂

1938年7月,日本决定撇开蒋介石,诱降汪精卫,日汪勾结越来越密切。12月19日,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十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十天后,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臭名昭着的“艳电”,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和谈。第二天,汪精卫建议日本对重庆施以致命的轰炸。蒋介石因此对汪精卫恨之入骨。1939年元旦,蒋介石下令追杀汪精卫。

3月19日,蒋介石命令戴笠:“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次日上午9时,陈恭澍接到报告,说汪精卫全家打点行装,似乎要外出。陈恭澍决定携带武器驾车追赶。汪精卫一行出门后,乘坐两辆轿车,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由于天气晴朗,陈恭澍等人看到两辆车上坐着9到10人,除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外,其余的人都不认识。汪精卫一行发现有人跟踪,加快了车速。军统特务们紧紧尾随,在一个商业区的十字路口,由于遇到红灯,塞车严重,汪精卫一行趁机摆脱了跟踪。

死因说之二:死于特务头子戴笠投毒

一周后,X光检查,汪精卫手术的地方非但没有愈合,反而开始萎缩。他的体温高至38?5摄氏度而降不下来。因为极度贫血,医院每天早晚两次为他输血。后来,医院血库的血用完了,而此时,日本本土不时遭到盟军飞机轰炸,名古屋与四周城市的交通中断,无法从别处运来血液,只好由同血型的汪精卫长子汪孟晋、二女儿汪文彬、三女儿汪文悌为其父亲输血。但这也只是权宜之计,汪精卫的病情日益严重,生命只能以日来计算。汪开始为自己的后事作准备。于是,由他口授,陈璧君记录,留下了《最后之心情》的遗书。汪精卫在遗书中,极力为自己叛国投敌进行辩护,宣称自己是“曲线救国”。

汪精卫死因说之一:死于一位民间爱国中医的膏药

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陈恭澍对行动作了分工:自己留守车上,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越墙而入。郑邦国用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4人飞身上楼。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汪的侍卫们出境后无法带武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王鲁翘冲上三楼,对着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显然,屋里有人把门反锁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将房门劈了个洞,但门没打开。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发现屋里一男一女,便对准床下的男子开枪,三发子弹均击中此人腰背,但无法进入房间,以验明正身。随后,王鲁翘招呼特务们撤离。

戴笠派人潜入虹桥医院,买通医生、护士,每次给汪送药的时候,秘密掺进适量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汪精卫终于毒发死去。

上野博士:

3月21日下午4时,在现场监视的特务魏春风报告说,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像在争吵。陈恭澍立即带两名特务赶往高朗街,等到了汪精卫寓所外边,发现草坪上空无一人。

霍实子认为,1944年3月,汪精卫飞往日本治疗伤病,经日本名医小黑亲自动手术,安全地取出了子弹。此后汪精卫不顾身体虚弱,就急忙乘飞机返回上海。随后,日本方面打了一份密电给日本驻南京的日寇转告汪精卫,请他回国后静养三个月才好起床活动。这份密电当即由国民党情报机关破译出来,送给蒋介石。

刘一帖的这帖药,将子弹铅毒扩散入骨,使汪精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厉害,不仅脊椎骨和胸骨疼痛难耐,麻痹状态已从两腿蔓延到了整个骨盆,而且高烧的次数也一天比一天增多。

凌晨4时50分,军统的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

军统局局长戴笠奉蒋介石之命马上行动,并任命陈恭澍为行动组组长。陈恭澍是军统天津站站长,思维缜密,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一系列行动。组员王鲁翘,曾任戴笠贴身警卫,是一名职业杀手。组员余乐醒,曾是军统元老,对特工技术极有研究,而且能讲法语,赴河内十分适合。此外,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加上陈恭澍,共十八人,被称为“十八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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