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在汪父的十个孩子中排行第十,陈恭澍离开河内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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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日本决定撇开蒋介石,诱降汪精卫,日汪勾结越来越密切。10月,汪精卫发表谈话,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11月中旬,双方代表在上海重光堂签订密约,并拟定汪精卫从重庆出逃。
12月19日,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10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
日本政府得知汪精卫出逃后,提出了所谓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12月29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和谈。翌日,汪精卫建议日本对重庆施以致命的轰炸。
蒋介石下令追杀汪精卫
1939年元旦,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同时要求抢在汪离开河内到南京筹组伪政府之前将其杀掉。
军统局局长戴笠奉蒋介石之命,马上行动。尽避军统在暗杀方面轻车熟路,但对这次在国境以外组织暗杀没有把握。为此,戴笠亲偕军统特务陈恭澍等人飞往河内,并任命陈为行动组组长。
戴笠带亲信秘书毛万里在香港建立了调度指挥中心,昼夜坚守。而且在派陈恭澍前往河内的同时,还曾瞒着他秘密到河内安排。
陈恭澍是军统天津站站长,此人思维缜密,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一系列行动。组员王鲁翘,曾任戴笠贴身警卫,是一名职业杀手。组员余乐醒,曾是军统元老,对特工技术极有研究,而且能讲法语,赴河内十分适合。此外,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加上陈恭澍,共18人,被称为十八罗汉。
陈恭澍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陈恭澍对其考察了一番: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撤离十分有利。
在军统磨刀霍霍的同时,汪精卫却有些孤独和失落。1939年1月4日,日本近卫内阁辞职,继任的首相平沼骐一郎对和平运动不感兴趣,这让汪精卫感到从未有过的惆怅和迷惘。他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散步。他后来写道:脱离了重庆,在河内过的这孤独的正月,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当年河内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的侍卫连枪都不能带。
陈恭澍等人在河内一直在做着准备,但戴笠告诉他们:没有蒋介石的制裁令,不可轻举妄动。因为蒋对汪还抱有一丝希望,他会有一天幡然悔悟。为此,蒋介石派原改组派成员谷正鼎赴河内,对汪进行游说。汪精卫对蒋介石本来就没有抱什么希望,断然拒绝了蒋介石希望他回去的请求。谷正鼎无功而返。
谷正鼎一走,汪精卫就对陈璧君、曾仲鸣说:我们今日以后,要小心点,他要消灭我们三个人。
3月19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戴笠从重庆给河内的陈恭澍发去急电: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陈恭澍立即投入到紧张的策划中。
汪精卫侥幸逃脱
3月20日上午9时,陈恭澍正在研究行动方案,突然接到报告,说汪精卫全家打点行装,似乎要外出。陈恭澍决定携带上武器驾车追赶。汪精卫一行出门后,乘坐两辆轿车,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由于天气晴朗,陈恭澍等人看到两辆车上坐着910人,除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外,其余的人都不认识。汪精卫一行发现有人跟踪,加快了车速。军统特务们紧紧尾随,在一个商业区的十字路口,由于遇到红灯,塞车严重,汪精卫一行趁机摆脱了跟踪。
3月21日下午4时,在现场监视的特务魏春风报告说,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像在争吵。陈恭澍立即带两名特务赶往高朗街。等到了汪精卫寓所外边,发现草坪上空无一人。
两次刺汪机会错过,陈恭澍很懊恼,决定当夜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21日夜11时40分,陈恭澍驾车带着6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时,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澍把口袋里的4500元钱全部掏出,警探终于放行。
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陈恭澍对行动作了分工:自己留守车上,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越墙而入。郑邦国以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4人飞身上楼。汪宅的人被惊动了,厨师何兆开门张望,郑邦国抬手就是两枪,伤及何兆左脚,并吼道:谁再出来,老子的枪不认人!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汪的侍卫们出境后无法带武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特务王鲁翘冲上三楼,对着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显然,屋里有人,反锁了。根据陈恭澍的回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将房门劈了个洞,但门没打开。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发现屋里一男一女,便对准床下的男子开枪,三发子弹均击中此人腰背,但无法进入房间,以验明正身。随后,王鲁翘招呼特务们撤离。
此时,在福特车里的陈恭澍极为紧张,不知道行动是否成功。见王鲁翘出来,也来不及等其余人上车,便驾车飞驰而去。不久,唐英杰和陈布云也先后回来了,但其余3人被河内警方逮捕。
凌晨4时50分,军统的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陈恭澍一下子从头凉到了脚。
此时,戴笠命令陈恭澍立即返回重庆。陈恭澍离开河内后,在河内的军统特务继续寻机刺汪。大特务余乐醒想了一个办法,将一种毒药放在一个小鞭内,其中散发出来的气体可以致人于死地。他费了很大劲,将小鞭放入汪宅的浴室里,但仍未能伤及已提高了警惕的汪精卫。另一个大特务曹师昂,曾和法籍妻子打扮成记者模样去汪宅探路,准备日后下手,但都未成功。
对于刺汪行动失败,军统方面后来总结原因,均认为根本症结是情报不准确,误将曾仲鸣居住的房间当成汪精卫的房间。实际上,因为汪精卫为人狡猾,行动诡秘,白天多在北房起居会客,夜晚去别的房间睡觉。刺汪行动组误以为北面大间为汪精卫的卧室。
汪精卫死心塌地投靠日本
陈恭澍回到重庆后,戴笠始终不见他,即使两人进入防空洞中,也视而不见。两个月后,戴笠才召见陈,任命他为军统局代理第三处处长,到上海去主持工作,因为在上海,军统在与汪伪76号汉奸特务的较量中节节败退,希望他去力挽狂澜。戴笠还说,到上海后,要继续对汪实施制裁。
河内枪声宣告了蒋汪的彻底决裂。汪精卫决心死心塌地投靠日本。
3月27日,汪精卫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披露了1937年12月6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次会议听取外交部次长徐谟的报告,讨论德国大使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平条件。蒋介石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汪精卫以此说明,与日本谋和并非自他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自己不过是执行者而已。
逃离河内,建立伪政权
暗杀汪精卫失败,蒋介石颇不满意,对戴笠有所指责。戴笠此后又接连策划暗杀行动,但连续五次皆以失败告终。
在日本方面,1939年3月22日,日本驻河内总领事馆就刺汪一案向日本政府作了详细报告。日本政府内原来极力主张招降汪精卫的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等人四处游说,向当局施压。日本政府决定派影佐祯昭等人前往河内,将汪精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3月25日晚,汪精卫一行登上了租借的法国货轮芳福林哈芬号,后转移到了日本货轮北光丸上,于5月6日抵达上海。同月,汪精卫赴东京,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会谈,乞求建立伪中央政府。年底,汪精卫和日本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
1944年11月10日,巨奸汪精卫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11月23日安葬于南京明孝陵前的梅花山。1946年1月,国民党当局下令炸开汪精卫的墓,将汪的棺材遗骸运往火葬场火化。何立波

在汪精卫的一生中,曾经遭遇多次暗杀,而最终导致他死亡的主因之一,也正是遇刺后,残留在他背上的一颗子弹。造化弄人的是,这颗子弹,原来是打算送给蒋介石的。

大难之时更能显示出一个人的本性。历史时刻在考验着人们,而这点在政客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汪精卫是个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人。在利益面前,在国难之时,他选择了背叛,选择了卖国。故事也就此开始。
1938年,对中国是一个不可忘却的年份。对汪精卫来说,同样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仅一年多的时间,侵华日军就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中心城市,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局势岌岌可危。或许是他的古书看多了,懂得乱世出英雄,或许是他也像袁世凯一样做着当皇帝的美梦,在这国难当头之时,汪精卫的心开始不安分起来。他想自保,更想掌权。他想在这乱世之中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与蒋介石翻脸后,他想方设法地讨好日本人,密谋媾和。此时的日本人也想在中国扶植傀儡政权,以瓦解中国军民的斗志。因而,他们也不断地向汪精卫透露着暧昧的信息。
可耻的行径就这样开始了。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广州告急,武汉难保,国民党的军事指挥机关也全部迁到重庆。这时,日方提出了一个和谈的方案,主要内容是蒋介石下野,汪精卫重组内阁,与日本政府共促和平运动。然而,蒋介石能成为国民党的最高首领,汪精卫的顶头上司,那就绝非庸才。面对此种境地,他毅然作出一个决定抗日。此话一出,果然一呼百应。汪精卫的美梦就这样破灭了,走投无路的他只得出国避难,逃奔越南河内。险些成为别人阶下之囚,蒋介石怎能就此罢手,此仇不报,怒气难消,何况杀一卖国之人亦名正言顺。于是,他选派杀手,要对汪精卫实施暗杀。蒋介石知道汪精卫是一个十分狡猾的人,想要暗杀他并不容易。他要选择好的猎手以确保一击致命。他的目光锁定了陈恭澍。陈恭澍,福建龙海人,黄埔军校第五期警政科毕业,戴笠手下军统四凶之一,也就是军统四大金刚之一,人称辣手书生。陈恭澍受过专业训练,军旅生活造就了他成熟稳重的性格,他遇事沉着、冷静,应变能力强。蒋介石之所以选定陈恭澍,也是看重了他这一点。因为,蒋介石明白,杀手不仅要有杀人的技巧,还要有智慧,特别是在对付汪精卫这样狡猾的对手时,智慧往往更加重要。为防万一,蒋介石又选派擅长武术和手枪射击的武术教官唐英杰,勇敢机智的于鉴声、张逢义、陈邦国、王鲁翘等人一同前往。他深深明白,汪精卫只要活着就是自己的威胁,因此一定要置汪精卫于死地。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一点都不假。金钱在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久经沙场又深谙政坛之道的陈恭澍懂得金钱的力量。他开始出手了。他用重金收买了汪寓的服务员阮小姐,这个阮小姐熟悉汪寓里面的一切。陈恭澍等人便不断从她的身上获取有关汪精卫的情报。利用阮小姐提供的情报,陈恭澍等人曾先后两次试图毒死汪精卫,但是均告失败。一次是通过阮小姐,他们了解到汪精卫早餐吃面包,而且只吃一家面包店的面包。于是他们决定在面包里下毒。可是,当他们买来面包进行实验时,发现不管什么样的面包,注入剧毒药水后,接触药水的地方都会变成硬块。尽管他们多次努力,面包都有较显着的痕迹。因此,这一计划只好放弃。另一次是准备在汪精卫的浴室里放毒气。陈等人通过阮小姐得知汪精卫用的浴室的水龙头有漏水的毛病,想找人修理。他们便想借此机会杀死汪精卫。他们设法把欲去汪寓维修的修理工软禁,然后,派一名略懂水管修理的行动人员冒充修理工前往汪寓。这名行动人员在修理完水管后便把一瓶盛有毒气的瓶子放在浴盆的底下,并在离开时把瓶盖打开,关闭了浴室的窗户,希望毒死汪精卫。但是,没想到水管修好后,汪精卫的一名侍从到浴室检查时,感觉到空气有问题,继而发现了浴盆下的毒气瓶。就这样,两次下毒均告失败。陈恭澍等人知道浴室投毒失败后,汪精卫已经有所警觉,他们必须等待更好的机会。
据阮小姐探知,汪精卫将于某日去离河内四十多公里的丹通镇三岛风景区旅游。陈恭澍等人毅然决定要狙杀汪精卫。他们分乘两车,在汪精卫出游之日,抢在前面,停在他的必经之路上,等待时机下手。然而,汪精卫毕竟还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现在的自己是众矢之的,因此每次外出必是戒备森严,此次出行更是有一辆满载安南武装警察的警备车跟随。可是,陈恭澍等人不想放过这个机会,便紧紧跟随,伺机下手。不料,汪精卫的警备人员见有两辆车一直跟着,便起了疑心,于是,突然掉转车头往河内市里驶去。陈恭澍等人只得掉头追赶,这就更加暴露了他们的目的。由于警备车始终行驶在汪精卫和陈恭澍等人的车之间,陈恭澍等人一直跟到河内市里,见敌众我寡,又无机可乘,只得驱车而回。就这样,狙杀行动又告破产。两次失利让陈恭澍等人感到了对手的狡猾。他们知道,经过这两次事件之后,汪精卫肯定会更加小心、更加谨慎。因此不敢再轻举妄动。他们明白需要更好的时机、更周密的计划、更大胆的决定,必须准备到万无一失才能一击制敌。他们在汪精卫的住所对面租赁了一栋房子,密切地注意着汪寓的一切。在此期间,他们还派擅长武术的唐英杰两次进入汪寓打探情况。就这样,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寂静中过去了,而这一个多月的寂静中却充满了杀机。
1939年3月20日的夜晚是汪精卫一生也无法忘记的夜晚。当夜,汪寓大摆筵宴,一片欢腾,有宴必有酒。酒后的人们都疲惫了,松懈了。大约午夜12时,正当汪寓的人们沉浸在睡梦中时,陈恭澍等人翻墙而入。经过一个月的观察,陈恭澍等人对这座三层小楼的布局烂熟于胸。什么地方住着什么样的人,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武装,甚至,哪个地方有老鼠洞,他们都一清二楚。他们直奔204房间。王鲁翘拿出事先复制好的钥匙准备开门射杀汪精卫,或许是看到胜利在望比较激动,他用力过猛,钥匙竟然被掰断了。唐英杰见状不及多想,抡起钢斧向房门砍去,没几下,一块木板被击落,露出一尺见方的窟窿。唐探头瞧去,借着微弱的灯光见有人正躲在床上,他们认定此人便是汪精卫,连开三枪。陈恭澍等人见那人当场毙命,甚是欢喜。由于枪声惊醒了警卫人员,他们不敢逗留,立刻撤走。
陈恭澍等人没想到,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准备竟因一个女人而功亏一篑。原来,当夜汪精卫的秘书曾仲明的妻子方璧君从香港来到河内,宴席便是为她准备的。要说汪精卫对朋友还算用心,又或许是他当时朋友太少,不想失去这为数不多的朋友,便主动要求与曾仲明换房间,以成人之美。就这样,曾仲明夫妇住进了204房间,而汪精卫则住在隔壁的205房间。当陈恭澍等人打破房门,拔枪怒射时,屋内的其实是曾仲明夫妇。由于光线的缘故,他们没有看清是谁,以为射杀的就是汪精卫,欢喜而归。可叹曾仲明夫妇二人,一死一伤,却也难得一个好的名分,后人每论及此事,往往草草三字而过替死鬼。汪精卫做梦也没想到,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竟救了自己一命。自古统治者手下有智者亦有莽夫。正如刘邦手下有张良与樊哙,刘备手下有诸葛亮和张飞,宋江手下有吴用和李逵如果说智者之用在于打天下、安天下,那么莽夫却是救命用的。要说汪精卫能够活命还得感谢这样一个莽夫,那就是山东大汉赵国庆。赵国庆是汪精卫的保镖,当夜他住在汪精卫的隔壁房间,闻听枪声,立即跑入汪精卫的房间,连房门也来不及锁上,就用双脚死死地把门顶住。陈恭澍等人原本也想冲进205室,但是由于房门一时无法打开,而枪声又惊动了警卫,只好作罢。汪精卫由此捡回一命。逃过一劫的汪精卫更坚定了与蒋介石分裂的决心,加速了投靠日本人的步伐,彻底地沦为了民族的罪人,最终也未能逃过历史的审判。

在中国,像汪精卫这样背叛祖国的人是最让国人痛恨的。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原来姓汪的人都去掉三点水,变成了王姓。就连汪精卫是何方人士,各地方的人也相互推托,争相否认和这个汉奸有关系。

翻开资料,汪精卫祖籍安徽婺源,按现在省界的划分,今属于江西。元代末年,其祖先从婺源迁至浙江的山阴。绍兴在明清是个出师爷的地方。所谓师爷也就是为官员出谋划策的人,即幕僚。汪精卫的父亲便以此谋生,先后在广东的番禺、三水等县署做过幕僚。汪精卫在汪父的十个孩子中排行第十,在四个男孩子中排行第四,所以汪精卫又常被家人唤称四哥。

汪精卫生于1883年5月4日,当时汪父正在广东省三水县任职,汪精卫的出生地应该是广东三水,但翻阅汪精卫个人填写的履历,出生地一栏却填的是广东番禺。汪精卫本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精卫也是他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上发表文章使用过的笔名。汪精卫少时生得眉清目秀,且聪明伶俐,曾一度被称为民国四大美男之一。他于1902年春考中秀才,1904年又考取了官费留日生,东渡日本政法大学留学。在日本,他开始投身革命,成为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他演讲时口齿清晰,条理清楚,抑扬顿挫,一时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偶像。在南洋演讲时,有一个华侨巨富的女儿名叫陈璧君,竟抛开学业,追逐汪精卫的行程,聆听汪的精彩演说。1908年两人结婚,当时汪精卫26岁,陈璧君只有17岁。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前,汪精卫代孙中山起草遗嘱。孙中山去世后,他和胡汉民、廖仲恺一起成为最有望担任孙中山接班人的三个人。1925年7月1日,改组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等16人为政府委员。国民政府主席选举前,汪精卫听到有人要选他,便一再谦让、推辞,正式选举时,却急不可耐地投了自己一票,结果以全票当选,成为国民党领袖。

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被刺杀。汪精卫紧急召集军政部长、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和粤军参谋长、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廖案。调查的结果表明,是右派领袖胡汉民背后策划的。许崇智、蒋介石主张除掉胡汉民,汪精卫却让胡汉民以赴莫斯科考察为名,出了国门。不久蒋介石又以汪精卫与许崇智之间的矛盾,借汪精卫的势力把许崇智赶到了香港,蒋介石由参谋长爬上了粤军总司令的位置。汪精卫虽然是军委主席,但军权实际却由蒋介石掌握。随后,蒋介石又借中山舰事件打击汪精卫,汪精卫被迫于1926年4月请假出走香港,然后赴欧洲。蒋介石不失时机地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自己被选为国民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彻底取代了汪的位置。

汪精卫回国后,他的政治思想发生转变。1932年春,蒋汪再次合流。汪精卫上台任行政院院长,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主张中日发生冲突时,中国应该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在这种思想主导下,蒋汪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了《淞沪休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大肆出卖中国主权。而汪精卫在这种卖国思想下,也最终走上了一条被人唾骂的不归路。

在汪精卫的一生中,曾经遭遇多次暗杀,而最终导致他死亡的主因之一,也正是遇刺后,残留在他背上的一颗子弹。造化弄人的是,这颗子弹,原来是打算送给蒋介石的。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开会。按照惯例,中央全会开幕式之后,全体委员要照一张集体照,同时允许各国记者抢拍新闻照片。那一天,原定到会者一律穿礼服,上午8点钟去孙总理陵堂举行谒陵仪式,然后到中央党部大院内集体留影,9点钟开会。但到会者有的穿中山装,有的穿礼服,有的穿便装,并且拖拖拉拉,这让军人出身的蒋介石十分不满。而且开会的时候司仪看错了程序单,把默念总理遗嘱这一项给遗漏了,又为会场制造了一些混乱。

开幕式结束,蒋介石很不高兴地进了自己的休息室。全体中央委员在礼堂门口就座以后,蒋介石竟不肯出来照相。作为副总裁的汪精卫亲自去请,蒋介石却直言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还劝汪精卫也不要出去。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心中有气,也不相信会出什么事情,就自己一个人出来照相。

照完了相,大家正在起立的工夫,突然从记者席中窜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来,向汪精卫连开了三枪,分别击中汪精卫的左颊、左臂和后背脊椎骨。中央委员张继沉着敏捷地抱住了刺客,张学良从旁边飞起一脚踢掉刺客手中的枪,汪精卫的侍卫趁势连开两枪,刺客负伤被捕。

枪声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妻子相继从礼堂内奔出,蒋从血泊中扶起汪精卫,汪妻陈壁君见照相时蒋介石未到场,疑心此事是蒋所策划,顿时大哭道:蒋先生,你不叫兆铭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无言以对,十分尴尬。但事后详查,证实此事与蒋介石没有任何关系。刺杀活动是由上海暗杀大王王亚樵精心策划的,本来准备在会议期间暗杀蒋介石。在国民党六中全会的前10天,部署了这次刺杀活动,曾任十九路军排长的孙凤鸣志愿执行任务。在行动的前一天晚上,大家于晨光通讯社的小阁楼上还为孙凤鸣摆酒饯行。

11月1日,孙凤鸣胸前挂着记者出入证昂首阔步进入会场,他见蒋介石未出场,就按第二方案,冲出枪击汪精卫。怪的是蒋介石那天居然有先见之明,预料到要出事,不肯参加照相,结果就由汪精卫替他挨了这三枪。

经抢救,汪精卫总算保住了性命,脸上和手臂上的子弹也都取了出来,背部伤势较重,弹头夹在五、六两肋骨间,并伤及脊椎骨,经过多方努力也没能取出。从此,这颗子弹就留在汪精卫的身上,时时发炎,引起阵痛,并最终成了导致汪精卫死亡的主要原因。

在和死神擦肩而过后的第三年,汪精卫又一次成为被暗杀的对象。而这次下暗杀令的居然是蒋介石。

1938年7月,日本决定撇开蒋介石,诱降汪精卫,日汪勾结越来越密切。12月19日,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十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十天后,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臭名昭着的艳电,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和谈。第二天,汪精卫建议日本对重庆施以致命的轰炸。蒋介石因此对汪精卫恨之入骨。1939年元旦,蒋介石下令追杀汪精卫。

军统局局长戴笠奉蒋介石之命马上行动,并任命陈恭澍为行动组组长。陈恭澍是军统天津站站长,思维缜密,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一系列行动。组员王鲁翘,曾任戴笠贴身警卫,是一名职业杀手。组员余乐醒,曾是军统元老,对特工技术极有研究,而且能讲法语,赴河内十分适合。此外,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加上陈恭澍,共十八人,被称为十八罗汉。

陈恭澍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陈恭澍对其考察了一番: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的撤离十分有利。

在军统磨刀霍霍的时候,汪精卫其实是孤独和失落的。他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散步。当年河内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的侍卫连枪都不能带。

陈恭澍等人在河内一直在做着准备,但戴笠告诉他们:没有蒋介石的制裁令,不可轻举妄动。此刻的蒋介石对汪精卫还抱有一丝希望,为此,他派谷正鼎赴河内,对汪进行最后的游说。结果,谷正鼎无功而返。

3月19日,蒋介石命令戴笠: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次日上午9时,陈恭澍接到报告,说汪精卫全家打点行装,似乎要外出。陈恭澍决定携带武器驾车追赶。汪精卫一行出门后,乘坐两辆轿车,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由于天气晴朗,陈恭澍等人看到两辆车上坐着9到10人,除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外,其余的人都不认识。汪精卫一行发现有人跟踪,加快了车速。军统特务们紧紧尾随,在一个商业区的十字路口,由于遇到红灯,塞车严重,汪精卫一行趁机摆脱了跟踪。

3月21日下午4时,在现场监视的特务魏春风报告说,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像在争吵。陈恭澍立即带两名特务赶往高朗街,等到了汪精卫寓所外边,发现草坪上空无一人。

两次机会错过,陈恭澍非常恼火,决定当夜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21日夜11时40分,陈恭澍驾车带着6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时,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澍把口袋里的4500元钱全部掏出,警探终于放行。

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陈恭澍对行动作了分工:自己留守车上,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越墙而入。郑邦国用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4人飞身上楼。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汪的侍卫们出境后无法带武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王鲁翘冲上三楼,对着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显然,屋里有人把门反锁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将房门劈了个洞,但门没打开。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发现屋里一男一女,便对准床下的男子开枪,三发子弹均击中此人腰背,但无法进入房间,以验明正身。随后,王鲁翘招呼特务们撤离。

凌晨4时50分,军统的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

对于刺汪行动的失败,军统方面后来总结原因,均认为根本症结是情报不准确,误将曾仲鸣居住的房间当成汪精卫的房间。实际上,因为汪精卫为人狡猾,行动诡秘,白天多在北房起居会客,夜晚去别的房间睡觉。刺汪行动组误以为北房就是汪精卫

的卧室。暗杀汪精卫失败,蒋介石颇不满意,对戴笠有所指责。戴笠此后又接连策划暗杀行动,但连续五次皆以失败告终。

1940年3月,汪精卫在日本人授意下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河内枪声宣告了蒋汪的彻底决裂。汪精卫决心死心塌地投靠日本。1939年3月22日,日本驻河内总领事馆就刺汪一案向日本政府作了详细报告。日本政府决定派影佐祯昭等人前往河内,将汪精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3月25日晚,汪精卫一行登上了租借的法国货轮芳·福林哈芬号,后转移到了日本货轮北光丸上,于5月6日抵达上海。同月,汪精卫赴东京,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会谈,乞求建立伪中央政府。年底,汪精卫和日本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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